2023年全国两会，在众人的盼望中如期而至。今年不仅是二十大后的开局之年，也是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全新亮相。

　　据不完全统计，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医药界的共计38位，来自卫生界73位。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来自医卫界的则共有126位。

　　经历三年新冠疫情，人们对医疗健康的关注达到一个全新高度。数百位医卫界人大代表、委员们纷纷献策，健康医疗数据、基层医疗、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出海等内容屡屡成为话题焦点，这不仅代表当下的心之所向，极有可能成为医疗健康未来发展的基调。

　　为此亿欧大健康整理数百份建议、提案，试图为当下棘手难题提供全新视角，觉察引爆医疗赛道的机会点。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一直被视为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抓住它们，仿佛就能抓住数字经济的繁荣花车。

　　但现实的骨感在于，尽管医学数据快速累加，全球医学数据的年度复合增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6%，可是大量的精准数据只能屈居于医院、科研机构、企业的高墙之下，活成了一个又一个独立的数据孤岛。

　　针对于以上痛点，2022年末，中央、国务院发布“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四方面初步搭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从战略高位上为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昨日，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国家数据局成立在即，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数字中国步入快车道，各位代表、委员也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了更加具体的举措。

　　“建议尽快出台健康医疗数据实施细则，明确地方数据治理的投资模式和考核标准，统一数据的格式和术语等，对患者的诊疗记录进行串联，便于分析，确保数据质量能够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赵宏如此希冀。

　　在他看来，临床医学的发展已步入精准医疗时代，而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则是精准医疗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当前我国健康医疗数据管理者仍面临不敢共享、不愿共享的困境。背后原因不外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质量仍需提升、地方部门缺少将数据共享给研究者的政策依据、数据交易规则不明确、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因素。

　　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迫在眉睫，赵宏建议，尽快制定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利益分配原则，指引数据平台监管方、运营方、使用方等多方参与者在规定范围内探索建立数据共享的收费标准、应用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方式等。

　　一旦数据收益权责清晰，医疗健康高耸的围墙也就不攻而破，医疗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也将加快。

　　此外，他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从政策上鼓励医疗机构、科研院校、药械企业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健康医疗数据共享应用，构筑良好的健康医疗数据协作生态环境。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树奎则从健康码上下手，围绕健康码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

　　三年疫情，各地健康码成为必备武器，也沉淀了大量疫苗、核酸、行程等防疫数据。然而疫情后这些数据便“无人问津”，与个人健康数据没有互联互通，与医疗服务、医保管理、健康服务机构等数据没有协同，难以赋能和支撑国家医改“三医一张网”。

　　范树奎指出半岛电子，基于全国防疫健康码入口，建设居民智能健康数据护照，制定赋予个人对其健康数据拥有控制权利的法规、制定健康医疗数据要素相关标准和安全规范、充分利用三年防疫健康码，打造全国性或区域性健康医疗数据要素流通平台。

　　事实上，健康码信息是否销毁早已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半岛电子，推动健康医疗数据要素流通试点区域先行先试能否兼顾安全与便利，将成为一项重要挑战。

　　2023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出以基层为重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驱动，加快县域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在今年工作重点上，一字千钧指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基层医疗，在殷殷目光中已经成为了聚光灯下的宠儿，代表、委员们更是积极献智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陶仪声调研发现，从医疗机构床位总量和增幅情况看，大医院床位总量及增加力度远远大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地区供给不足。

　　鉴于以上因素，陶仪声做出提案，根据目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失衡、发展不充分的状况，制定刚性政策措施，从初始端就保证资源配置到位，诸如加大对不发达地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力度，支持长三角医疗机构深化紧密型合作，组织医疗资源发达地区和匮乏地区间结对帮扶，尤其是资源增量，保证向基层、向农村、向资源薄弱的地区倾斜到位。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箭在弦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向华、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则分别从急救康复、社区卫生、麻醉等细分领域支招。

　　急救到康复一直是疾病诊疗的关键环节，但是目前大部分基层医疗机构仍面临急救机制不健全、人员短缺等问题，很多急诊科甚至没有专用的人才，这一与死神竞赛的急救环节亟待加强。

　　向华认为，补齐基层急救康复医疗短板的核心，就在于能力建设。一方面固定基层急诊科和康复科的岗位设置和人员编制，推动人才和技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康复医疗设备硬件，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队伍的康复护理水平。

　　因硬核言论走红的张文宏，此次指出进一步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体系能力建设。他剖析道，现在已经进入了疫情舒缓阶段，正是国家强化基层卫生体系的好机会。过往医疗体系积累的经验，亦可以帮助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一个更张弛有度的分级分流就诊体系如果建立，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就会更有弹性、更有韧性。

　　黄宇光则将目光望向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分娩镇痛。从医学而言，疼痛是需要干预的。大量的研究证明，分娩疼痛会对母体和胎儿产生不良影响。然而县域基层医疗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基层麻醉医护人员短缺，分娩镇痛难以常规开展，许多女性无痛分娩，成为一种近乎奢侈的需求。

　　在他看来，解决当下问题需要“三管齐下”健康医疗，一是促进基层医疗机构麻醉专科护理队伍的建立和完善；二是在全国范围将分娩镇痛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独立收费；三是加大分娩镇痛和舒适生产的科普宣传力度。

　　创新药美好的前景毋庸置疑，但在资本退潮下，药企们正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

　　许多biotech融资艰难，有些企业更是收缩管线、变卖工厂以艰难求生。Biopharma、BigPharma则在同质化的靶点中卷生卷死，就算迈过了药品上市那一关，也因市场准入、定价支付等因素或不能及时获得合理“创新回报”。

　　围绕创新药审评审批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恒瑞医药董事长孙飘扬建议，酌情加快首家国产创新药审评审批，以便更早地参与创新药的国家医保谈判。此外他还建议，进口药在境内批准上市后，同靶点适应证的首家国产创新药，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继续适用附条件批准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从融资支持力度入手，建议深交所和上交所加大对创新企业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创新企业上市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及再融资的支持力度，实行即报即审即发行，在上市门槛方面适当放宽，给予更多的资本政策支持。

　　同时他提出建立国家资金主导的生物医药专项基金，在重大项目、科技创新项目上提供专门融资支持。通过发展基金或产业引导基金，吸引有偏好风险投资者投资，从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资本集中，支持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

　　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困难也吸引了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关注，他提出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有效引导，让投资者敢于投资，创新者敢于创新。

　　具体来看，一是在股票发行实行全面注册制背景下，对优质生物医药企业实行IPO、再融资“即报即审，审过即发”；

　　二是支持优质生物医药企业IPO、再融资的募集资金投入新药研发、早期临床、优质药品权益的战略合作或相关股权收购，合理宽松审核要求，使生物医药企业可利用二级市场真正解决企业发展所需资金；

　　三是支持龙头生物医药企业通过发股购买资产等方式进行有效并购，适度提升国内生物医药市场的集中度，提升龙头生物医药企业的营收规模、自主创新能力及国际竞争力；

　　四鼓励政府产业基金在生物医药行业投资中发挥关键作用，明确生物医药创投基金所得税按20%征收，促进国有及民营资本投资生物医药，推动行业持续快速发展。

　　此外，丁列明建议在创新药定价上，允许企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5年内自主定价，半岛电子并在医保谈判与支付上突出临床价值导向，制定合理报销价格，提高报销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荣昌生物董事长王威东亦提出，创新谈判药品评估体系，实施定价保护机制。对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强的创新药，特别是同类首创、同类最佳的药品，给予企业进入医保目录后5—8年的价格保护期。

　　丁列明提出对获得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支持的国产创新药，优先采购应用，畅通进院通道，不列入“药占比”考核，促进创新药的价值实现。

　　在王威东看来，需加强“双通道”管理机制的督导落实，另外，有关医疗机构应在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后第一时间采购使用，不受医院药事会限制，医疗机构主管部门不将创新药纳入“药占比”考核范围。

　　18414亿元，这是相关机构为2025年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描绘了一个令人心向神往的蓝图。

　　但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多数集中在中低端产品市场，在集采、DRG下降价求生，在高端医疗器械产品、核心部件、关键技术上仍存在明显的瓶颈，半岛电子“卡脖子”问题难解。鼓励医疗器械创新，成为表委员们的共同选择。

　　全国人大代表、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明认识到我国医疗器械创新的“先天不足”——起步晚、基础弱、企业创新要素储备不足、且侧重整机研发、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少等问题。

　　针对于以上堵点，他建议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骨干企业、行业组织协同发力，构建以领先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医等深度参与的高端医疗器械联合创新平台，加快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着力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医疗器械创新，重点是整个产业升级。全国人大代表、迈普医学董事长袁玉宇从创新链条、制造链条等方面入手，建议更好地界定创新产品的标准和认定流程；关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落地，诸如企业在科研路线的制定权，科研资源的分配权，以及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具体分工等问题。

　　出海，似乎已成为中国医疗器械厂商的共同选择。袁玉宇认为，目前医疗器械在国际上有几大标准体系，包括像欧盟的CE与美国的FDA等。他计划提一个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动医疗器械注册法规和质量管理体系的建议，让中国的医疗器械的注册体系能在“一带一路”国家得到认可与延伸，更好地帮助中国产品走向海外。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所长、附属眼科医院院长史伟云则将重点放在了医疗器械审评与普通器械的研发创新方面。

　　目前，我国医疗器械优先审评审评时限在9—12个月，明显长于FDA 对于优先审评的总体审评时间——6个月。

　　史伟云认为应逐步缩短审评时限；理顺与明晰《医疗器械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中所列举的“创新产品注册、优先注册、应急注册”3种方式的准入条件和分类标准，不断实现审评路径差异化；加强审评部门与注册人的双向沟通机制，完善主动参与指导的方式。

　　同时他建议调整人才培养机制，重视医疗器械相关领域的学科建设；建立以国家实验室为核心多学科融合的医疗器械创新平台，加大投入；完善产品标准化体系等。

　　在他看来，鼓励性政策必不可少，参照各地吸引医疗器械产业落地的奖励性政策，出台器械产品质量提高的奖励性政策。对参与研发者，在立项、审批等环节予以支持；对在普通器械研发创新中取得突破和成绩的给予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