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成为关键词，官方媒体、商业媒体以及自媒体不约而同制播战“疫”Vlog，反映疫情期间人们生活状态和医疗场面，促进了信息的及时公开，也推动了全民战“疫”的进程。

　　在传播更为去中心化、信息碎片化加剧的当今社会，健康传播的主体、路径和呈现都不同于以往，这在此次疫情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不难看到，战“疫”Vlog已是网民注意力所在，而其中的Vlog形式更受青睐。在央视、B站和微博涌现出《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武汉日记2020》等Vlog纪录作品，将移动微视频与电视纪录片巧妙融合，用镜头语言即兴记录“真实现场”的真实反应。

　　医疗健康纪录作品往往以医疗纪录片居多，《生门》《人世间》《手术两百年》以及《中国医生》都是家喻户晓的著作，它们通常以长时段、全角度、精制作、大体量的视频形式呈现。而在新媒介语境下，纪录片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有了悄然的改变，这期间诞生了不少战“疫”Vlog作品，以“医疗+Vlog”模式广泛传播，这是在特殊时期兴起的非典型产物。

　　半岛电子

　　Vlog以一种仪式感的回归，满足了群体性孤独大众的陪伴感，让人们在观看时暂时忘却了实际的孤独，沉浸于画面的氛围中。医疗健康类Vlog纪录作品，聚焦当下最热门的话题，更具有传播价值。

　　（一）主题的利益攸关性。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处在疫情中心，还是在其他没有受波及地域的人们，对于健康话题都保持着天然的、本能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成全国性的、全球性的疫情。这也使得地球村的每一人都变成利益攸关方，与自身的接近性驱使人们密切注视着疫情的发展，渴望以己之力为抗“疫”战争做出贡献。

　　（二）传播主体的草根化。相比于鸿篇巨制的电视纪录片，短视频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较小，特别是Vlog这种形式，个人特色是其发生发展的根本优势。这也意味着，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拍摄者、制作者和传播者。而随着拍录设备的普及、相关软件的成熟和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只需要拍摄设备便可以随时随地随心记录身边事。在客观条件上，也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普通人，手边也没有复杂繁琐的摄录设备，特别是在“封城”后的武汉，进入当地的纪录片创作者数量有限。同时当下重要任务是抗击疫情、救治伤病，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只要是有一定拍摄能力，并且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民众，都可制作传播战“疫”日记。在众多创作者中，有具备专业制作能力的央视，有媒体经验丰富的网络大“V”，更多是那些镜头真实粗粝、内心善良热情的草根大众。

　　（三）传播内容的多样化。战“疫”Vlog内容广泛，包括居家日常隔离、外出采购物品、探访疫情一线等方方面面，大众媒体都会有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不同的媒介设定，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时健康医疗，这种媒介设定将会体现到作品中。同理，Vlog是一种带有个人化色彩的短视频形式，人格化IP是其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人们具有渴望自我表达的意向，人的个体性逐渐崛起，创造性和发散性也有所进步，自我创作的意识浓厚。不同人对待眼前的事物，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行为。Vlog式纪录作品，赋予了疫情报道新鲜的视角，不仅可以丰富传播内容，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报道的同质化。同时，这也是充分利用手头资源、节约报道成本的一种有效尝试。

　　（一）身体的在场增添真实感。从某种程度上说，媒介的发展史可看作是一部个人身体与媒介关系的发展史。口语传播时代，人类通过身体“在场”进行面对面传播；文字印刷传播时代，媒体作为中介取代了身体的“在场”性，使得身体在交流中“隐退”，而以更隐蔽的方式“在场”；电子媒介、网络时代的到来，视觉文化的盛行，作为物质和精神的身体在镜像中重新“入场”。身体都以一种视觉符号进入影像，并突破了身体的时空限制。即便有时身体并未“出镜”，身体作为物质在影像中“离场”，观众也可通过屏幕对隐匿在幕后的作为精神的身体予以感知，这同样是一种身体的主观虚拟“在场”①。身体的出镜，让真实感倍增。战“疫”Vlog，是短视频融合了Vlog模式，拍摄者“身体”的在场，被记录者拥有主讲人的话语权，第一视角产生新鲜内容。片段式的画面呈现，没有过分设计情节，没有过度后期包装，是对抗“疫”生活的日常展现，更像是一种速写的手法，即兴的创作。真实的镜头更具有感染力，这其中包括网民的自发行为和机构媒体的主动布局。

　　（二）普通人自觉打开了解疫情的“窗口”。武汉“封城”后，人们对疫区的最初了解来源于@林晨同学Hearing上传的Vlog，在画面中，他对于公共场所的实地探访，加深了人们对疫情的认识。无独有偶，@蜘蛛猴面包采取“立此存照”的方式，将镜头对准武汉的大街小巷，留存着疫情期间江城人的生活图景，推出了《武汉日记2020》，受到了国内外网友的广泛关注。当然，上述两位创作者都具有一定的媒介从业背景，新闻敏感性和媒介素养都成为了纪录作品爆红的关键。更多的是普通人对抗“疫”日常的普通记录，“姥爷不让我进门”等群众自发防控Vlog让人印象深刻。

　　（三）拓宽Vlog播出渠道。官方媒体发展Vlog模式新闻，是其迎合新媒体语境的尝试，也是调整官方语态的举措，例如央视推出《武汉：我的战“疫”日记》、深圳卫视制播《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等。同时，林晨的武汉纪实Vlog得到了央视的大力推广，《武汉日记2020》在优酷、微博和YouTube等平台播放。可以看到，各方联合制作战“疫”Vlog机制的形成，既充分利用了官方媒体的优质资源和策划能力，又能准确激发民众的创作热情，更能发挥各大平台的功用。

　　（一）信息公开社会职责的回归。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社交媒体时代，人们面对的第一场重大疫情，战“疫”，谐音“战役”，人们不仅抗击疫情，还要抵抗疫情带来的负面危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信息集散交换平台，又是情绪酝酿和释放的场所，切合了高速化、碎片化信息传递要求，打破了地理限制与社交圈层，让人们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疫情信息。但误传和造谣也可被放大，满屏的各色信息真假难辨。信息公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谣言给公众带来的危机。战“疫”Vlog是普通民众担任传播者和讲述者，在真实性上有所保证，其本身传播行为更是以日常性表达化解严肃性话题的尝试，以真实全面的呈现对抗谣言和恐惧，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心理调适作用。

　　（二）高度互动和意义“共建”半岛电子。在传统的内容生产中，传者和受者可谓泾渭分明。而在新媒体语境下，“围观者”通过点赞、转发和评论参与到话题中来，既能够起到一定的医疗健康知识的普及作用，让人们提高注意力和防护力，另一方面也能够鼓舞更多人参与到战“疫”日记的创作中。比如，央视《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在电视端和移动端播出的同时半岛电子，也把经过剪辑加工的作品投放到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开放弹幕评论，加强与网民的互动，“武汉加油”等评论凝聚全民战“疫”的决心。网民基于主观能动性的良性反馈，共享意义空间，扩大了战“疫”的辐射面。

　　（三）为医疗健康纪录作品提供了新思路。毕竟医疗主题行业剧在几年前已经达到了高潮，医疗主题真人秀也在当时掀起了一阵风潮。当下，人们对于健康的诉求更加强烈，在疫情爆发和控制阶段，“求生欲”和信息焦虑超出往常，医疗健康纪录片是朝阳产业，亟待探索和挖掘。一部部经典作品问世，也给今后该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Vlog式纪录作品，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用低成本赢得高关注，是特殊时期红极一时的特殊产物，不失为医疗健康纪录片发力方向。但是，待疫情褪去，此类型纪录片是否能在市场上立住脚跟，UGC创作是否能够满足商业化要求，纪录作品是否又能快速变现，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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